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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吟宇的地下城

一个生命科学工作者的随想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又到一年诺奖时  

2009-10-09 18:56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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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度诺贝尔各奖项得主陆续浮出水面,“华裔”科学家高锟荣膺物理学奖。

 

无疑,华人媒体照例要炒作一番了。

 

无疑,作为一个中学时深受诺奖得主传记影响,如今也从事科学工作的人,我也有很多话想表达。

 

对诺贝尔奖本身,它在引导学术活动,褒奖学术成果,承认学者地位方面的作用,不是我在这里讨论的。因为那属于“普世”话题,是对科学研究动机的探求,我将在我的另一篇文章《科学家的生涯》中阐述。之所以把“华裔”二字用引号括上,是因为这个定语才是我在本文想分析的。

 

先看看华裔诺贝尔奖得主们的背景:

 

杨振宁,李政道:

 

1957 年因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获物理学奖(我认为这一成功还应该由吴健雄女士分享)。杨李二人都是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,赶上了五十年代理论物理和高能物理的黄金 时期,赴美深造,追随名师,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方有此成就。这是华人第一次获奖,而且请注意,他们当时是持中华民国护照,因此是以中国公民身份而不是以美籍 华人身份获奖的,虽然后来他们都加入了美国籍。在那个中国积弱不振的年代,他们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海内外的中国人,大批年轻人因他们而走上物理研究的道 路。

 

丁肇中:

 

1976年因发现“吉普赛”粒子获物理学奖。他在台湾长大,大一时因为偶然的机遇赴美读书深造。他的成果也是在高能物理领域。那个年代基本粒子研究很热门,发现基本粒子需要非常烧钱的对撞机,艰苦持久的努力,还有运气。

 

李远哲:

 

1986年因改进交叉分子束方法获化学奖。他和丁肇中同一年出生,同一年上大学,他保送进入第一流的台大,而丁肇中那年联考没考好,只被成功大学录取。李远哲在台湾的日子比较长,研究生读完才去美国,与台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这可以解释他现在的政治作为。

 

DLLM:

 

1989 年因“推动人权”方面的努力获和平奖。那几年正值全球社会主义破产,苏联解体,东欧剧变,中国也刚刚经历TAM事件。他获这个奖项“顺理成章”。政治往往 使一部分人高兴的同时,也使另一部分人不高兴。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,他得这个奖项不是中国的荣耀,而是尴尬。本文不探讨政治。

 

朱棣文(其实更应该称他Steven Chu,因为他不懂中文):

 

1997年因发明用激光“冷冻”原子的方法获物理学奖。他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,除了中国人的基因和外表,与中国毫无关系。

 

崔琦:

 

1998年因电动力学方面的成果获得物理学奖。他出生于河南农村,但是童年即去香港读书,19岁时赴美。他基本上是受美式教育长大的。

 

高行健:

 

2000 年因《灵山》、《一个人的圣经》等作品获得文学奖。他出生于中国,在中国接受教育,在中国工作,也曾是体制内的人,后因持不同政见逃亡欧洲。中国文坛的人 大都眼红诺贝尔奖,吃不找葡萄总会抱怨葡萄酸,加上中国政府的刻意打压矮化,他获奖的积极意义几乎被人为地削减为零。

 

钱永健(和朱棣文一样,我们应该叫他Roger Yonchien Tsien):

 

2008 年因研究绿色荧光蛋白获化学奖。大陆媒体报道他的时候,定语除了“华裔”,还要加上“钱学森堂侄”。人家是外黄内白的香蕉人,与中国何干?去年中国媒体采 访钱,大意是华裔“又”拿了诺贝尔奖,是否说明中国人很聪明?你叔叔为中国两弹做出了巨大贡献,你是否感到光荣?钱说(大意):我是美国人,在美国受的教 育,在美国科研体制下工作,与中国无关。至于那位叔叔,我们全家都很遗憾他回到中国......

 

高锟:

 

2009年因光纤通信方面的研究获物理学奖。出生于中国,大陆解放前夕全家移民台湾,在香港读中学,在英国读大学,在美国做研究。

 

看到以上资料,除了喜欢制造话题博得销售量和点击率的媒体,中国有什么感到自豪和骄傲的?

 

我 相信,在202X年,203X年,204X年,改革开放以后出生,在大陆接受大学教育,然后考CUSPEA和GRE出去的那些人,也到了出成果的年龄,也 会诞生诺贝尔奖得主。可我同样相信,他们的国籍一栏,也会写着Made In USA,不是Made In China.

 

我 长久以来有个困惑:民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黑暗非常混乱非常落后的时代,可为什么民国有那么多的大师级人物,涵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?而建国以后,按照官方 说法,知识分子的待遇和地位前所未有的提高,科研环境前所未有的优越,为什么这60年来学术界反倒万马齐喑?甚至于那些49年前处于活跃状态的大师 们,49年后也变得悄无声息了?

 

中国现在的科研体制脱胎于苏联模式,体制僵化,整个社会缺乏科学土壤,普通民众科学素养低 下......我对此一直深恶痛绝。在《野人·华南虎·科学美国人》那篇文章里我已做了初步浅显的分析。可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加深,我们的实验室几乎可以 与国外同行的进展同步了,<Science>、<Nature>上发文章也是很平常的事,为什么作为学术皇冠上明珠的诺奖却始终 与我们无缘?

 

是钱的问题吗?

 

这似乎是个合理的理由,可是这个理由在十年前还站得住脚,那时 候有数据说,全中国一年的科研经费还不如麻州,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嬗变,当今中国,中国学术界,并不差钱。每年天文数字的科研经费到哪里去了?即使不能恩泽 每个实验室,可是中国GCD最善于的做事方式之一,就是举全国之力扶持某几个特定项目,比如航天科技,比如奥运金牌战略。明知道我们总体实力比不过外国, 就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某几个拳头项目上,而这些拳头都是能为执政党脸上贴金,能鼓舞全国民心的。

 

能源,通信,生物工程,这些 或关系国计民生或有巨大商业潜力的领域,我相信国家是没少花钱的,即使不掌握具体数据,但是看看中国高校老师们的工资水平和隐形收入,我们也能“一叶知 秋”。看看高锟的家庭,他的房子,他的车,在美国的中国人达到那样生活水平的不在少数。国家已经采取了很多优惠措施,吸引出去的人回国来。那些在美国大学 教书的中国教授们,如果回国来,要钱有钱,要官有官,还能得到在国外得不到的尊重甚至荣耀,为什么回来者寥寥?为什么即使回来,也大都像长江学者那样,挂 个名,每年大多数时间都在外国,还在中国白拿钱?再看看中国高校教师们的生活,也逐渐在赶超美国同行。可为什么,花费巨资养的这个科研队伍,却不能产出与 投入相应的科研成果?

 

上升到哲学层级:是中国人、东方人不善于搞科学研究吗?毕竟,科学是西方的东西啊。可是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有多少?上文开列的“华裔”诺奖得主名单也已经说明了一切。

 

排除了天时(人种因素),地利(科研硬件条件),那就只有人和了,是当今中国的社会体制出了问题。

 

首 先看看居于中国学术金字塔顶端的院士制度。在中国,所谓的院士,仅仅是对一个人过去价值的肯定(王选说的,大意如此),通过院士的选举,把他的学术地位固 定下来。接下来,某些(不是全部)院士一边享受副部长级待遇,频繁出席社会政治活动,一方面,已经逐渐远离学术前沿,不足以给年轻一代当导师了,甚至可以 用一个文革时期的词,成为“学阀”,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。这种轨迹和孑遗在“新中国”的“旧中国”大师们何其相似!我热爱和尊重那些老科学家,邹承鲁等等, 还有许多人,我了解和不了解的。但我同样痛恨某些官僚化的科学家们。“学而优则仕”可谓中国的传统。我不是反对搞科学的人稍有成就就去从政,相反,我认为 一个人如果发现了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才能,完全可以去尝试新的领域,做出更大贡献,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——朱棣文不也从政吗?以前的意大利总统不就是原子 物理权威吗?——我所反对的是,身在学界,学术生命已经终结,却打压后辈的一些人。院士制度亟待改革,否则“庆父不死,鲁难未已”。

 

再 看看大学教育的现状。我现在经常用“狼狈不堪,仓皇逃窜,格格不入,忿忿不平,不堪回首”来形容我的大学生涯。这里面固然有我自身的性格缺陷,但更多的, 是我对我用拼搏换来的大学教育很失望。我所接触到的学生,知识贫乏得可怜,除了教科书上有限的知识,其他的了解很少。我不是一个主张“功夫在诗外”的人, 我主张“术业有专攻”,现代学术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才的退场和专才的登场,搞科学的人对本专业有了解有造诣就足够了。但我这里所说的情况更严重,不 是学生们对其他领域不了解的问题,而是缺乏生活常识的问题。我所接触的学生(不单指理工科学生,也包括文科学生,但我这里只讨论理工科学生)都没有什么深 刻的思想,从小的应试教育培养出的都是什么人啊?教科书陈旧倒也罢了,我认为还不严重,因为大学教育也只是基础教育,虽然科学发展日新月异,但是教科书有 其稳定性,不能跟风,基本的知识是不变的。问题出在教育方式上,上课记笔记,考前背笔记,找往年真题研究,考试后就丢掉了——完全是为考试而学习。这样的 人,即使门门一百分,年年拿奖学金,培养出来又有什么用呢?从能力角度来说,仅仅是考试机器,和学术不沾边;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来说,很多人教育缺失,人 格不完整,不会为人处世,影响发展。我和一些人打交道时经常感到恐慌:“这就是我未来的同行?我怎么和这样的人扯到一块去了?”就是这些人,他们还将会去 科研院校当老师,再教育他们的学生也和他们一样。

 

最后,再看看科研领域的运作现状。大学时期我算是“实验室的耗子”,成天 泡在最基层。有时候我严肃地思考我的人生,常常怀疑我选择科学道路也许已经铸成大错,感觉自己从小对科学的热情已被消耗殆尽。从事科研的人群,和从事任何 一项工作的人群一样,都是由各种人组成的,无所谓高尚,虽然受教育程度高一些。人品优劣我不加讨论,因为从事任何一项工作都要与不同的人打交道,我们只需 要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站在一起。我所感到悲凉的,是搞科研的功利性。一个学者,他的待遇,在业内的地位和名声,都是与学术成果挂钩的,而学术成果又由他发 表的论文、出版的著作、获得的专利来证明——这都没有错。但我看到的,却是触目惊心的学术腐败。大事我不了解,不好说,仅从我所接触到的点滴小事说起。为 了发论文,我给很多杂志社投稿,看看那些杂志名录,密密麻麻林林总总,同一领域的学报杂志不下十种,连名字都难以分清,有必要那么重复建设吗?投稿过去, 人家总会回绝,但门也不给你关死,暗示你需要交易——给我钱,我给你发。发文章成了学者和杂志社的交易。不单如此,发文章也成了学者内部的交易。一篇文章 要发表,总要牵扯到各方利益的平衡:第一作者是真正写文章的导师,第二作者是合作者,下来是实验室主任(即使他没对论文做过有价值的贡献),导师的学生, 院长院领导......一直排下去,真有点狼多肉少的感觉。这一点不止是中国,国外也一样,有本小说《诺贝尔的囚徒》就是说这事儿的。再看看一篇论文的诞 生过程:实验室大老板基本是不做实验的,他们成天飞来飞去开会,出国考察,或者在电脑前看看国外同行在做什么——下面自然有整个实验室的人为他工作,发论 文都会署他的名字,就像蚁后养着一窝工蚁为自己工作。他们看到现在国外什么领域比较热门,就让下面的人做,然后写报告说这是多么牛的玩意儿,要钱要设备, 这些钱很大一部分都落入自己腰包了。论文东拼西凑是正常的,那些因为抄袭造假身败名裂的人唯一的错就是做得太过分被抓住了。张五常说过:“学术文章有大小 之分。大的不一定长,小的不一定短。大的重于泰山,不可或缺;小的轻于鸿毛,有等于无。大的凤毛麟角,小的多如海中沙。其他的学术我不大了解,但就我所知 的经济学来说,如果百分之九十九的文章从来没有出现过,人类的知识什么损失也没有。”理工科亦如是。

 

综合上面的因素,从学术顶端到基础教育,从宏观体制到微观运作,我们可以得出结论:中国体制下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,还是非常遥远的事。

 

“淮南为橘,淮北为枳”,这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尴尬,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。

 

2009年10月8日秋雨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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